确诊仅仅是这件事的开始。随后是孩子情绪反复不定、病因不清、药物副作用以及疾病污名化。
家长和孩子一起面对困境,只能通过不断“试错”来摸索应对之道。很多孩子经历多次休学复学后,仍无法返回校园生活。长期性精神疾病给整个家庭带来沉重代价,父母和孩子需要面对众多挑战。
我们选择调查中产阶级家庭,这些父母受过教育,对这病接受度高。但由于他们的成长模式,对这病重视程度不足。他们有条件支持各种治疗措施,但这种支持有限。
这些孩子有教育资源,但得了病后休学的成本高。他们少有心理负担,但需要确诊才能暂停学业。
每个人都陷入两难。仅靠个别家庭的力量无法渡过难关,需要社会支持。要真正帮助这些家庭和孩子,需要社会的关爱与体制保障。让孩子自然回归校园生活,获得更多活动空间。
中产阶级孩子抑郁症的现状令人忧虑,但我们不能仅此了解。抑郁症不会照单全收地接纳一个人,它需要沉淀的时机与愈合的甘露。
孩子的病能否顺利康复,离不开家长的陪伴、学校的理解与社会的包容。《午夜孤儿俱乐部》中的Ryan说:"痛苦会辐射出光芒",抑郁给了他前所未有的洞察力。
当我们不再视这类现象为污点,而是共性中难以回避的一部分,就有了继续前进的动力。每个孩子都曾在深处迷茫过,每个故事背后都有它独特的含义。
在河北一个城市,15岁少年轻尘由于抑郁症过着与同龄人完全不同的生活:不去学校,睡醒后玩电脑、练作曲,时常通宵写歌。有时亢奋,在凌晨四点才出门跑步。不想回家,他就买票去其他地方漫游。他有时候想,如果没有生病,现在应该是循规蹈矩的好学生。
休学两年,他接受了多种治疗与咨询,服药数量增多但疾病进展缓慢。他的抑郁与焦虑加重,有时分不清自己在做梦。
父母处于一场拔河,总向不同方向使力。父亲办理复学手续,他又陷入更深的状态。他想跨越万里画出一条从华北到西北边境线的旅行路线。但根据规定,再不回校,他的初中学籍就会取消。
在这场生活马拉松中,轻尘似乎只能靠自己一个人坚持下去。复杂的家庭关系与生病本身给他带来巨大压力。
两个家庭
轻尘开始在C中表现突出,在学校里脱颖而出。半学期后,他频繁地生病,父亲带他看了很多科室,但症状没有好转。最严重的是,轻尘开始不出宿舍了,完全变了一个人。
郑博闻获得许多赞誉是因为儿子的优异成绩。对中产家庭来说,C中代表最好的教育资源。郑博闻和妻子无法接受轻尘突然停下来。为了要儿子回到学校,他们不擅长地尝试各种办法。
年,轻尘被诊断有抑郁症。
休学两年来,所有的复学尝试都失败了。轻尘更多时间待在治疗机构里,背离了同龄人的校园生活。
郑博闻和妻子开始重新学习去理解新的轻尘。生病背后的家庭故事往往复杂且令人遗憾。
报道显示,我国近1亿人有抑郁症,其中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达24.6%。在门诊,有许多孩子因为病情无法上学。这说明很多孩子由于长期不能正常上课,家庭正在经历什么呢?
我访问医院。他们都表示,很多孩子因抑郁症已两年多无法正常上学。有的孩子休学6年,虽然接受治疗但病情反复。
和轻尘一样,白桃在年因为抑郁症而不肯上学。她的母亲顾莉在上课时间赶回家,语气凌厉地威胁女儿。白桃被吓得哭了起来。由于担心影响升学率,顾莉为女儿办理了休学。
白桃确诊了重度抑郁,她母亲带她到上海做治疗。但她始终无法复学。
我想弄清楚孩子为什么生病,但最终意识到: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好起来。
我联系了很多家庭,但大多数父母拒绝采访。
有一位妈妈说她是"失败的父母"。郑博闻是第一个同意见面的父亲。
他此时面临一个选择:抑郁近3年的儿子若9月不上学,学籍将失效。
他带着一个疑问，“如何接住这些休学的孩子？”
钱
对于这些家庭来说,钱才是"接住孩子"的关键问题。
确诊后,他们首先要考虑"是否要给孩子吃药"。轻尘确诊后,父亲担心副作用,医院,花费千元左右。
这些持续的费用很高。每隔三周去北京复诊就耗费三个多小时。但医生只是调整用药剂量,没有合适治疗方案。后来换了原研药,价格更高。后来轻尘转到河北精神科中心治疗,但医生的治疗方案仍不理想。月薪药钱就在一两千元之间。他开了五种药,分别控制抑郁、睡眠、焦虑和副作用。
钱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
他们需要钱来支持长期的治疗与复学。但药物治疗效果却未见明显改善。
轻尘近期需要吃的药
白桃的情况比轻尘严重,主要花费在多次住院。她母亲顾莉表示,四次住院花费15万元。其中一次在上海精神科中心,花费8万元,但无法报销医保。
顾莉每周一天探视,坐高铁去上海。很早她就开始找心理咨询师。一位咨询师收元一次,每周一到两次。外加线上咨询每小时元。开药、心理咨询,但孩子病情没有起色。
疗愈之旅也变成一项花销。
很多活动收费上万元,有的说"一个月治愈抑郁",高达十几万。郑博闻想陪孩子出行,但条件有限。去年半年,轻尘80多天在路上参加活动。每个月回家复诊药钱在一两千之间。这笔久久陪伴的"治疗费"已经让郑博闻压力很大。
但疗法效果依旧不足。他主动提及自己的困境。"疗愈旅行不能永远持续下去。"
“你觉得我的病就这么轻吗？”
二年前确诊时,父亲安慰儿子说像感冒一样就能过去。这是他默认的想法,想把病往轻了说。轻尘却认为父亲在回避问题。他很少提到"抑郁"两个字。
他有现实的顾虑:学校知道孩子有健康问题,通常会请家长把孩子带走。孩子的病让普通家庭面临考验:如何看待抑郁症?
父亲曾劝孩子要"往前走",学业上遇到问题要解决。但这些话让轻尘更加崩溃。他陷入"病急乱投医"的状态,试了各种办法。他加入群聊及学习家教课程,花费上千元。可儿子的病情仍然起伏不定。
他意识到需要改变与儿子沟通的方式。但他与父亲那一代人不同,不会与孩子"谈心"。他只能给出父母式的爱,但不知道如何沟通陪伴。
郑博闻面临着巨大的困惑:作为一个普通的父亲,他能做些什么?
有一次儿子抱怨同学像敌人压迫他,父亲当时不当回事。但后来他意识到,12岁的孩子可能无法处理这样的变化。竞争带来的敌意对孩子来说很沉重。他看得出儿子并不愿意回家。
但他们像是通过咱们这个媒介来交流。轻尘会发照片给父亲,父亲会点赞。而父亲不知道该和儿子聊些什么。出门时,父亲会开车载轻尘走走。他们有时会一起跑步、骑车。但轻尘基本上过着单独的生活。
父子之间存在着沟通障碍。父亲想支持孩子的兴趣,但不懂他。他只能提供父母式的爱,却陌生于儿子的内在世界。
陪伴
白桃的情况起伏不定。抑郁时她躺在床上,过着完全依赖母亲的生活。
打游戏时常熬夜失眠。当母亲制止她时,情绪就崩溃。她开始在手臂上划痕。
母亲顾莉陷入沉思:是否要辞职一直陪伴女儿?她加入了家长社群,但想法却不同。一位母亲24小时陪伴孩子,另一位花钱请老师一面课。顾莉不赞成粗暴的方式,也雄厚不起。辞职后,经济压力会降低生活质量。她40岁,再入职市场难度很大。但她必须竭尽全力满足女儿的感情需求。
女儿依赖电话陪伴,但顾莉常忙于工作。女儿的暴怒与自残让顾莉人神疲惫。当工作与家庭发生冲突时,她徘徊在自我满足与女儿需要之间。
而她意识到,自己缺乏足够的陪伴。
出院后，顾莉把女儿接到了自己工作的城市，把刀具、药管得很严。她想做些什么，让女儿不那么痛苦。那段时间，女儿的精神极差，几乎难以单独出门——医生换了一种治疗重度抑郁的药物，吃了后，人直接被“放倒了”，感觉全身都是麻木的，但脑子转得非常快，睡觉时也会经常惊醒。顾莉每天设了闹钟，提醒女儿吃药，吃半粒的药，一次只给她半粒。
白天一有空，顾莉就给女儿打电话，想不想来妈妈工作的单位待一会儿，下班后问，想不想出来走走。晚上白桃会上网聊天和打游戏，顾莉就在她旁边坐着看书，她买了许多心理学的书。到了睡觉时间，她会说，妈妈明天要上班，先睡了。上班前，她会亲亲女儿，告诉她，“我爱你，妈妈上班去了。”见女儿还在睡，没什么反应。顾莉打开窗帘透阳光进来，让她感知到白天来了。
可等到下一次极度痛苦的感觉暴发时，女儿依然会自伤，甚至更激烈。多数时候，顾莉只能在一旁静静陪着她，有时抱着她，等她平复下来，给她包扎与消毒。她的精神得时刻紧绷，如果出现过激的情况，她需要去制止。事后，她们都得去做心理咨询。女儿后来也和她解释过，自己误认为这种宣泄可以作为气妈妈的手段。顾莉状似平静地讲述着。电话那头会陷入安静，我们的对话就停下来，我能听见她的哽咽。
顾莉说，就像坐在一趟过山车上，平缓的状态总是持续不了多长时间，无论她穷尽怎样的努力去陪伴，女儿总是很快会掉落。
乌托邦
白桃今年19岁了，原来班级的同学已经进入了大学阶段，他们每天都在上学，“拿着一个ipad、笔记本电脑，在弄一些很高级的东西，分享他们写作业的deadline。”
她也想回学校，想考大学。她觉得自己还是必须和大家走过同样的路，“那是一种从小被规训的思维，不读高中，不考大学好像就是异类。”于是，顾莉给她报了个补习班，课表和学校一样，从八点钟上到下午四五点。白桃回家说，班里的孩子年纪比她小两三岁，她觉得有点尴尬。
强撑着上了一个多月，直到补习班第一次考试，白桃交了白卷。她已经写不出来一个字，看着试卷会晕字，她拿着试卷，听到老师的指责，你在干什么，为什么摆烂。她好想说，自己没有摆烂，只是生病之后，“我的学习习惯好像已经全部都没了。”
白桃没再去补习班，她去了杭州共居与疗愈小屋。这是顾莉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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