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中国上海，硝烟四起。从维也纳逃亡而来的犹太人马法伯（MaxFaerber）在动荡的时局中创建了一家书店，命名为ParagonBookShop，从世界各地寻觅而来的历史、艺术类书籍经由这家书店销往本地与海外。在饿殍遍野的战争中，这家书店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粘合剂，尽其所能地粘连起那些被恶魔摧残的文化碎片。
年的上海名录内页，佳作书局的信息见图中标注
世界大战结束后，书店辗转纽约、芝加哥，三易其主。年，这把历史接力棒出现在朱帅与林恬的面前，他们接了下来，成为书店的第四代所有者，并将ParagonBookShop译为“佳作书局”，落地北京花家地。
彼时，朱帅还是一位刚刚毕业的学生。
佳作书局主理人朱帅
赚得第一桶金
无知者无畏，朱帅这样形容当时的自己。年，朱帅美术史硕士在读，艺术品是他的研究对象，然而艺术品难以靠近，只能从前人的研究成果——美术文献入手，“那些学术引文里提到的重要文献，我都没见过，于是我满世界地找。”朱帅回忆。很快，他一次性购书的费用涨到了5位数。
为了平衡自己的开支，也让自己下次买书时更加心安理得，他将一部分看完的书放在网上待售。没过多久，便有人买下朱帅的书，并希望他能继续帮忙购书。“我当时完全没想做生意，就觉得我还有好多想买的书，好多没见过的书，买来过个手翻一翻简直再美好不过。”渐渐的交易金额越来越大，有顾客开始要发票，朱帅不得不注册公司，被推着走上做生意这条路。事实上，当时的他连怎么注册公司都不知道，也更是毫无兴趣。
慢慢的胆子越来越大，为了购置新书，朱帅向亲戚朋友借了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全花完了，当这些书流转开后，他的资金也得到了回笼。在世界各地购书的过程中，朱帅顺理成章地成为Paragon书店的大顾客。
当时Paragon书店位于芝加哥，主理人是亚洲艺术品商人杰弗里·莫埃，杰弗里年事已高，但一直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书店传承人。他注意到朱帅的大额成交记录，便邀请朱帅来芝加哥实地参观Paragon书店。“我一听对方给买机票、包住宿，就同意了。那是年6月，是我第一次去美国，那时候才知道还要办签证。”朱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年到年底，一年多的时间书店转手的事情就敲定了。
佳作书局芝加哥旧址一角
事实上，Paragon书店在杰弗里的经营下，收购了多家私人藏书，规模不断扩充。为何杰弗里愿意将这半生心血交付给这位素未谋面的中国人？又为何放心将这些珍稀的亚洲艺术研究书籍交付给一位英语尚不流利的学生？
我们无从拷问。或许杰弗里感受到了朱帅对于书籍的痴迷，或许他相信狂热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反正稀里糊涂的就接手了，天不怕地不怕。如果当时对方不包机票我或许就不会去了。”朱帅笑着说。“我那会儿如果什么都懂，什么都精打细算，反而做不下去。”现在想来，朱帅的每一步其实都冒着巨大的风险，包括第一批由于经验缺乏而在运送途中丢失的货值5万多美金的书。“两年后我才得知这笔书彻底丢失，如果当下立刻被告知这个结果，可能我就被这一盆冷水浇得放弃了”。
原计划做学者
年，佳作书局78岁，几近杖朝之年，也是朱帅接过这把历史接力棒的第六个年头。这些年，他始终保持奔跑的姿态，未曾停下。“除了睡觉就是在工作，一天工作16~18个小时，对我来讲工作就是生活。”朱帅认为这样的状态挺好的，生活本该如此。或许正是因为他秉承这样的生活理念，佳作书局在朱帅的经营下成长得十分迅速。
年，佳作书局·央美店（花家地店）经历了第四次搬迁，但因其专业的藏书与精准的定位，店面空间的频繁搬迁并没有让花家地店损失多少顾客。与此同时，佳作书局·店以及乌镇店在同年6月与9月相继开业。一年的时间，佳作书局实体店从一家变为三家，外加芝加哥原有的面向全球业务的办公室，佳作书局在全球拥有了四处办公地点。
佳作书局·央美店（花家地店）
佳作书局·店
佳作书局·乌镇店
但是佳作书局这四处业务各有特色，完全不可复制。花家地店与中央美术学院隔街相望，专业诉求最高。店是普通顾客与专业群体的汇集，艺术区每年七八百万人流量，其中95%是游客，是来“打卡”的，剩下那5%是艺术圈的，因此店内选书要综合考量大众与专业人群的不同口味。而乌镇店的顾客是纯粹的游客群体，佳作书局既要保有自己的特色，又要贴合大众阅读习惯，所以设置了注重“生活本身”的生活馆和注重“人文艺术”的人文馆两个区域，选书方面也会根据每年乌镇的重大艺术文化活动做些调整。美国的业务除了面对美国本土，也有三四成的业务来自全球其他区域，而除了直接的贸易以外，美国业务的保留，也让佳作书局更方便地将国内业务拓展到全球，让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经营思路如此清晰，仿佛朱帅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但其实他最初的人生设想是留在高校任教，做一位学者。知识人与生意人，两套生存逻辑似乎是矛盾的，朱帅也在学着平衡这两者在他身上汇集的冲突。
7年的美术史学科专业背景，朱帅在管理运营的过程中带有些许学术风格。他带领团队努力在出版、零售方面更加专业化。以往一件事情不会做，朱帅会立刻学习，但人的精力有限，天赋也有限，不如放手让每个人做各自擅长的东西。“比如部分的生意做不来，就让别人去做，文化也一样，让不同的人来扮演各自的角色，这才符合事情自身的逻辑，也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朱帅坦言。
我可以退休了
出版业务也始终是佳作书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年，佳作书局创始人马法伯将书店从上海搬至纽约后，便开展了出版业务，重印珍稀与绝版书籍，以供从事东方研究的教授与学者之需。朱帅接手后开始调整出版业务，在现有人力、财力的条件下，放慢出版速度，一年只出版几个品种。
年，佳作书局独家发行了后来被称为“艺术圈人手一册”的《策展人手册》；年，策划出版了书局首部中文图书《士林典藏：稀见木作小文房》；年新近出版的《再思东亚宗教艺术：佛教供养和丧葬实践》（《RefiguringEastAsianReligiousArt》）、《多元的屏风》（《TheMultivalentScreen》）则是公司与芝加哥大学合作出版的系列文集的第六和第七种。“下一步会逐渐的形成完整的出版团队，慢慢成长，之后再对接国外的英文出版。”朱帅对出版业务有着很大的期望。
《士林典藏：稀见木作小文房》书影
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出版，佳作书局的出版业务看重结果导向，先找到目标顾客群体，再着手策划出版。“我们要先知道读者是谁，知道读者需要什么内容，然后再做书，很有针对性。”“理想的状态是，一本书出版后只卖给我们的读者，这个群体之外的人压根买不到。”这是朱帅心中对佳作书局出版业务的设想，从出版到发行、零售，全部自我消化。90%的书供给会员，剩下10%用来获客，几乎不需要什么宣传。“这个基础上再做线下活动就不是为了售书，而是成为很纯粹的文化活动，推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形成一个个群体，比如这个群体爱好印象派艺术，那个群体又是什么别的爱好。”从大环境来看，朱帅的设想似乎带有些理想主义色彩，但将其放在佳作书局的小语境中，便有理由相信这种模式实现的可能。
以朱帅的工作强度计算，他再过一两年就足以退休了。不过据他所言，只是从零售行业退休，转而开始集中心力做出版和其他的业务。“争取形成一个有能力的团队，让佳作书局的零售业务能够独立运营，我去推进跟零售相关的其它事宜，将这些事情放在一起，能让书局形成更好的核心竞争力。”
从不消费情怀
年12月7日到29日，佳作书局联合德国艺术出版社塔森（TASCHEN）策划了“TASCHEN×佳作书局限量版签名艺术书展”，我前去拜访。在蓝色调为主的装饰主义风格空间中，摆放着30余种来自塔森（TASCHEN）出版社的限量版签名艺术书，如《大卫·霍克尼：我的窗》（《DavidHockney,MyWindow》）、《斯坦·李的故事》（《TheStanLeeStory》）、《法拉利》（《Ferrari》）等等，每一本都好似一件艺术品。
读者翻阅《斯坦·李的故事》（《TheStanLeeStory》）
限量发售0套，每套均有斯坦·李亲笔签名
《法拉利》（《Ferrari》）记载了法拉利品牌及车厂马拉内罗背后的完整故事，限量发售套，该数字为品牌创立年份。
朱帅对这些宝贝了如指掌，在他翻开这些书籍向我逐个介绍的时候，我看到了当年那个购书狂的影子，他对于书籍的热爱丝毫未减。用他的话说，经营书店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新书到货时开箱的那一刻，看到满满当当新到的书，就分外满足。
但是生活的琐碎以及经营的繁杂并没有因为热爱而减少，这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略显倦态，“因为自己不擅于管理和统筹，这几年有很多乱花的钱。”比如《佳作》纪念版笔记本，是佳作书局献礼央美百年校庆特出品的产品，样式特别，设计精巧。而这样一个商业项目只因有位老师提了一句，朱帅就马上开始执行，调研、修改、打样、推广环节统统省略，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投入十几万，水漂都没打起来。”朱帅苦笑。
“很多人说想做一件事，一个月以后可能还停留在‘想’的阶段。而我说要做，第二天早晨就已经开始了，有的可能开始之后很快会黄，但至少要开始。”“好在我对钱没什么概念，如果我太在意这个，真的有太多伤心的地方。只有心宽一点，事情才得以推进，才能够睡得着。”
当问及营收状况时，朱帅毫不避讳地说：“前几年是盈利的，近来应该在亏损。”即便如此，朱帅也要保证团队中的成员待遇尽可能丰厚，“人才是最重要的，一切事由、计划和执行都要靠人来推进。”“我从不跟人卖情怀，并不是跟出版、纸质书相关的行业就很苦，只要认真做事，也一定可以做出不错的成绩。”大众谈论的所谓图书和书店的情怀，与书店从业者日常的工作是完全不同的，不少人喜欢将两者混为一谈。
对于未来文化行业的发展，朱帅的心态很积极，“大家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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